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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判决同样面临无法执行的窘境

來源:未知 作者:yuyu  時間:2015-07-17 10:19 人氣:

像辽宁这起人大代表身陷其中的经济纠纷案件一样,个案当事人找到人大代表,经过并不全面的情况了解,人大代表往往以职务身份过问案件,侦查机关乃至司法机关由于人大代表过问的缘故,加速(或者延缓)案件办理。问题的升级版则是,纠纷双方同时(或先后)启动祭出人大代表,你能找到省人大代表联名,我也能,如此拉锯之后的结果,便是辽宁省公安厅(包括检法机关)的左右为难,从中协调、劝解无果。同样的例子,日前南周的一篇报道提及,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民事纠纷,生效判决同样面临无法执行的窘境,而原因也是“双方都找了全国人大代表”,在人大代表过问的背后,还有地方党政部门的压力,使得并不愿意过问个案的人大代表不得不被迫“发挥代表作用,出面向最高法院反映”。由于人大代表对个案的过度关注,司法机关忌惮两会期间的“表决成绩”,不得不有所考虑,或者歉疚,或者拖延。
    不难看到,人大代表身陷经济纠纷、甚至刑事案件审理,背后依然有非常清晰、明确的地方因素,宜蘭的人大代表为宜蘭企业说话,宜蘭代表则为宜蘭企业家站台。同样的行事逻辑中,在司法实务领域一直存在侦控审机关插手地方经济纠纷的情况,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成为包括公检法,乃至地方人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但真正的问题在于,不论是辽宁的企业纠纷,还是将最高法陷入为难境地的执行难,都原本应当仅仅是“就法律说法律”的纯粹法律问题,是与非、罪与非罪,都应当而且必须是纯粹的法律判断,而不应有地域之争、部门之见。
    人大代表监督的对象是共性问题、程序问题,不能涉及实体,否则就是代替法院审判,破坏司法独立性,代表岂不成了某些利益方的代表?身陷纠纷之中的人大个案监督,也真正需要司法机关在关键时刻排除法外因素的干扰,让法律的归法律。